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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自守,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来源:原创 发布时间:2012/09/10 11:30:05 作者:市委教育工委 点击:

编者按:

2012年7月6日,市委教育工委书记靳雁同志以“清廉自守,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为题,为全市教育系统300余名党员干部作“保持党的纯洁性”主题教育党课报告。他从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反腐败形势、理性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基本规律、深刻吸取跌入腐败深渊导致的惨痛教训和清廉自守保持共产党员纯洁品性等四个方面,以鲜活的事例和缜密的思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清廉自守意识,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提高预防职务犯罪能力。现将党课报告予以刊发,请认真组织学习,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清廉自守 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党政主要负责人讲廉政党课,是今年“党风廉政宣教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系统的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亲自学、亲自备课、亲自讲。这样做,不是为了做样子、走形式,而是要促使“一把手”带头学习、主动钻研、深入思考、率先垂范,有助于我们抓好党建和反腐倡廉工作。

今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就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执政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全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4大考验,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4大危险,提出要着力抓好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等几项工作。

廉洁性、纪律性是纯洁性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就反腐败和廉洁自律,与大家交心谈心。主要讲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形势,二是规律,三是教训,四是要求。

一、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反腐败形势

中央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分析判断,用“3个并存”表述: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一)总体形势较好

1.治理腐败的态度、决心和措施坚决有力。《法治周末》2012年2月7日报道,1987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达百名,除3人自杀和外逃,7人待判决外,其余90人量刑情况:死刑6人,死缓26人,无期徒刑16人,另有4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仅2008—2010年,全国查处省部级干部38人,地厅级干部1179人,县处级干部1.3万多人。行刑前,郑筱萸曾写过一封绝笔:“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2.信访举报、立案数、处分人数略有下降。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比上年下降5.7%;立案137859件,下降1.3%;结案136679件,下降2.0%;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2893人,下降2.5%。

3.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群众对反腐败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比例从68.1%上升到83.8%。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近6成公众对今后5—10年反腐“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

(二)形势依然严峻

1.“一把手”违纪违法比例较高。2007—2010年,全国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一把手”,占同期受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均超过了三分之一。十七大以来浙江受查处的厅级干部“一把手”占受处分厅级干部总数的67.6%,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广东2003—2009年共查处151名地厅级“一把手”,占被查处地厅级干部的79.9%。2008年以来,湖北受查处的“一把手”均占当年立案总数的8%左右。一个班子一二十个人,“一把手”本来就少,受查处的比例达8%左右,表明“一把手”出事率是比较高的。2002—2009年,武汉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案件中,涉及党政“一把手”77人,占这一时期查处人数的44%。2011年查处“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56件,同比上升24.45%。“一把手”出事比例呈上升趋势。今年年初,3名正局级干部(另有3名副局级)被市纪委“双规”,引起了震动。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11年度审计报告时指出,审计署共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112起,涉及300多人。其中,“一把手”职务腐败案件有43起,占犯罪案件总数38%。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居于“塔尖”地位,是居于首要位置,位高权重,确实具有“一人正,正一方;一人歪,则斜一片”的放大效应。如果一把手出了问题,容易呈现由点到面的连锁反应,牵扯到的干部更多,对官场生态的破坏力更大。王宝森自杀牵出北京陈希同等3名高官;“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韩桂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陈良宇案牵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刘志军案,铁道部在2011年前5个月内,就有7名高级官员因涉嫌贪污腐败落马,至今仍有新的线索被不断地曝光。从教育行业来看:浙江永康1名局长,在学校食堂蔬菜配送、工程建设等领域大肆收受贿赂,涉案金额达400多万元,共查处33人,其中,现任校长就有27人。广东英德1名局长受贿被查,牵出100余名校长到反贪局自首校服回扣问题。2007年查处的松滋市教育局原局长汪世辉受贿案,涉及正、副科级干部6人,牵涉干部教师100多名。

作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当“一把手”的,在廉洁从政问题上,在党风廉政建设的自我教育方面,还要更加高度重视,增强我们抓这项工作的自觉性。

2.涉案金额巨大。2008—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违纪总金额达1055.9亿元,年均约350亿元。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权力大小与行政级别不成正比,涉案金额多少与官职大小也不成正比。如,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涉贪2亿元;中国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涉案金额近2亿元;广东新广国际案件涉案资金共计22.94亿元。另外,“小官大贪”问题凸显,2010年处分违纪总金额在千万元以上的乡科级以下人员171人。2001年以来的10来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抚顺市“土地奶奶”罗亚平,正科级,握有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敢于对包括自己上司在内的官员吼叫:“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 罗亚平涉案金额达1.45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最牛股长”李华波携巨款9400万元出逃,还故意来电复函对监督体制加以嘲讽。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股长连最小的副科级“官员”都算不上。没有“最牛股长”事件,中国最底层官员的贪腐能力可能仍被低估。

3.腐败现象呈现向基层和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的趋势。现在,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原本一些默默无闻的“官场小人物”,频频成为腐败大案的主角。一些富裕地区的“村官”、掌握“重要部门”或“特殊领域”权力的普通人员,部委里最底层的收发员、甚至清洁队小领导等, 他们掀起的风浪,着实令人吃惊。上海市某村支书吴顺弟受贿、侵占和挪用集体资产达2800万元;安徽合肥某社区干部刘怀寅8年受贿千万元,最大一笔受贿数额高达340万元,而另一笔200万元的好处费则是用旅行包装现金的方式直接收的。武汉市东湖高新财政分局原科长黄波4年收受贿赂80余万,被判刑10年。他虽然只是一名科长,但至少在3个环节“做了文章”:一是有资质的基建造价审计公司,“要入库”也就是要被政府部门选中为受委托单位,需要经过他之手;二是“入库后”,他有向单位领导建议的权力,差不多就是决定权;三是他可以帮受委托单位催要财政拨款。

对于这些处于权力末端而又弄权谋私的“小人物”,人们称之为“蚁贪”,官不大,手笔不小,他们可以在短则几个月、长达三五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里,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贪腐。像河南一国土官员李某,受贿1575次,累计上千万元,创官员受贿次数之最。

针对反腐败呈现出的新的趋势,官方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发出“腐败落势化”警告: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官员滑落,向基层渗透。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体现了公职人员“有权就应该去‘用’”的错误思想,反映出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由于“蚁贪”身在基层,其腐败行为直接危害群众利益,对国家的危害很大。

(三)教育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1.高校逐渐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领域。2007年11月至2011年8月,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共立案查处高校违纪违法案件19件,占立案总数27.94%,其中,15人为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

2.教育领域凡涉及到经济活动的环节,均存在着腐败风险。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也陆续出了一些问题,高校、高中、初中和小学,以及中教科、勤办、房管站等一些重点岗位,个别校长,或者少数握有实权的科级干部,均发生过职务犯罪问题。主要涉及基建维修、贪污挪用、教材回扣、食堂盈利、学生保险、计划生育、生活作风、日托班收费、套取资金乱发津补贴等,处分了一批人。也有少数教师因师德失范被处理。今年年初,某区房管站有3人又“出了事”,年龄不大,四十出头,事业红火,家庭幸福,现在“出了事”,后半辈子,政治上的前途就算完了,家庭、老婆、孩子,都要受到影响。

另外,一些校长尤其是名校的校长,一些权力比较集中的环节,也要纳入我们腐败风险防范工作的重点。2007年,广西大学附中“捐资助学款”1600万元,形成“小金库”。通过虚报账目、加班津贴、直接私分等手段私分,1名校长、4名副校长“一锅端”。2008年,北京中关村三小原校长贪污案曝光,“择校费”账外资金过亿。2009年8月,河北武安教育局原局长冯某临退前,一夜批发数百人事调令,中央电视台《新闻1+1》评论其为“权力的裸奔”。今年5月4日,湖南高校教师评审腐败事件被曝光,评委为了收钱方便,在酒店开了套间,并广而告之,一时门庭若市。今年5月8日,《新世纪周刊》曝光辽宁招考办腐败窝案:涉案处长3人,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这是迄今为止曝出的教育界招考领域涉及官员最多、职务最高的腐败窝案。今年5月,教育部通报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考泄题事件,4人涉罪被批捕,湘潭市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周文胜被开除党籍、公职;考区保密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撤职、警告、记大过,6人被处分。

3.教育乱收费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纪检部门的高度关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6月1日在《求是》杂志撰文,强调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腐败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严肃查处各类学校办学中乱收费案件。国家、省、市纠风部门,下文部署,组织暗访,查处通报。暗访越来越频繁,问责越来越严厉。京山一中焚书事件,县政府作书面检查,分管副县长诫勉谈话,校长撤职,局长免职,局长、副局长、副校长、主任等4人被给予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今年5月中旬,教育部治理办又通报了8起教育乱收费典型案件。从通报情况来看,补课收费,食堂盈利,保险、服装等代收费,教辅问题等,一些同志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纠风部门严厉追责的重点。广东的一所小学校长被免职,仅仅是因为每生收取红领巾费1.5元,共收了880.5元。收费出问题要动纪追责,要让我们的每一位校长明白这一点。“投入不足”不是违规收费的“挡箭牌”,“家长自愿”更不是违规收费的“避弹衣”。你说是“自愿缴费,两厢情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周瑜愿打”是真,“黄盖愿挨”是假。面对教育乱收费,绝大多数学生家长是被逼无奈,因为自己的孩子在人家手里,如果抵制、投诉或举报,谁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倒霉。因此只有表面上装“自愿挨打”,背后却骂娘出气。事实上,旧的借口不能再找了,老的黄历也不能再翻了。严厉问责的形势下,一旦举报到了国家或者省里,“地方粮票”和地区保护可能都不管用,真正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校长,还有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诸多教育两难问题,有关部门要有所作为,抓紧时间调研、整改和规范。

事实上,教育腐败伤害了社会公平原则和学生诚信建设,破坏了人们对于教育所抱有的种种美好希望;它不仅对现在产生恶劣影响,更严重地是影响着下一代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

二、理性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基本规律

腐败病毒不认家庭出身、学术成就、情商智商、官大官小,只认权欲、贪欲,只要有隙可乘,就会迅速感染。通过剖析一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腐败行为是一种双向行为,主动和被动的角色并无定制。有的腐败分子是由主动腐败到被动控制,有的是由被动引诱到主动索取,两者交替发展,因素互为转化,带来恶性循环。腐败现象的萌生发展,主观因素起着决定作用。无论什么行当,无论什么级别,党政干部因自律不严而渐至腐败,往往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心理上从溃口到决堤,自我流向腐败的深渊。有一定职务的党员干部,受党教育多年,攻破他的心理防线,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一旦防线出现溃口,就会水漫金山,覆水难收。我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心理防线软化以至溃口的过程中,“思想病”是“病来如抽丝,病发如山倒”。没有谁是天生的腐败分子,他们往往都经历了从反感到默认,从被动到主动,由自信到担心,由担心到侥幸,由侥幸再到自欺的心理变化过程。观念和行为由量变到质变。所以,绝大多数腐败分子都是从失小节开始,从轻微违纪开始,从第一次拿“小钱”开始,慢慢发展到捞“大钱”,失大节,甚至严重违纪违法,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东窗事发,像垒积木一样地垮塌。原武汉科技学院副院长王志贵1999年8月在家俱城看中了一套红木沙发、茶几及电视柜,要8000元,工程老板替他付了款。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工程供货商一次送7万,他毫不犹豫收了;某公司一次送10万,他犹豫之后收了;某企业一次送25万元,他也敢收下。几年下来,他共收老板钱物70多万元。

(二)认识上从同化到异化,主动选择双重的标准。事实上,任何一名腐败分子,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甄别是非能力强弱,对于善恶美丑,总还是分得清的。他们之所以由谨小慎微蜕变到严重违纪违法,源于政绩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由党内同化逐渐发展到社会异化。许多人受党教育多年,一开始,都能在党性党纪党风方面,与党保持高度一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变动,他们逐渐被社会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所影响、所异化。比如,腐败分子的反思中,基本上凸显了这样几种观点:第一,一俊可遮百丑,“瑕”不掩瑜。很多人认为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作了贡献,即使再有错误,成绩还是主要的,组织上不会对自己怎样。大多数人在接受审查期间,还满口都是政绩,竭力美化自己,认为功可抵过。第二,大事不拘“小节”,工作所需。认为接受吃请、高档消费、公款旅游,够不上违纪,进入不了相关部门的视野,即使违纪,也是工作所需。第三,我办事,你送钱,天经地义。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禁而不止、治而不绝。大到争取项目资金、升迁提拔,小到上学、看病都要找关系、送礼金,体现了一些人对某些 “潜规则”的认同。第四,大家发了福利,自己没拿。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部门、小集体的利益就是腐败。前者可称之为个体腐败,后者可称之为集体腐败。“自己没拿”不等于自己没有违纪违法。今年年初市治庸办通报:洪山区屠管办采取弄虚作假、虚列支出等手段,2年套取现金共计39272元,用于给职工发放奖金、补助及其他开支,其主任唐铁成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第五,神不知鬼不觉,查无实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前提是要有权的存在。权力一旦失去, 朋友就变成了敌人。丘吉尔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往往坏你事的,就是你身边那些知晓你秘密、信誓旦旦“忠诚”、“可靠”的朋友。在接受审查的时候,多数行贿人都会迅速审时度势,丢车保帅来保全自己。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在任时,某企业老板胡某为了获得学校工程,三番五次给其送钱送物,信誓旦旦地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司法机关介入调查时,胡某为“自保”,很快交待行贿20万元事实。现在,送钱人在商道优哉游哉,收礼者在牢狱度日如年。

(三)追求上从对比到攀比,诱发迈越雷池的动机。一些人往往在获得了政治地位和权力资源后,在欲望的支配或家属的埋怨下,产生了与同事比、与同学比、与同乡比、与前任比、与商人比的倾向。他们不仅是比自身得到了什么,而且比为儿女挣到了什么,为家人留下了什么。心理的天平逐渐失衡,捞钱的动机越发明显。原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张建钢被公派赴美国学习进修,感受到美国的繁荣,心里不由得对西方文化与制度有一种信服,回来之后思想和行为发生急剧转变。市中院原院长周文轩“耳闻目睹一些人日进斗金、一掷千金的风光,自己心里也不平衡起来,产生盲目攀比心理,甚至认为当官这条路走错了,不甘心已经比较富裕的生活条件,好了还想再好,高了还想再高,房子换了又换,车子越换越好,还总感到不满足。加上儿子留学每年需要十几万元花费,移民后还要准备一些资金给他在国外或国内办公司、做生意,因而自己对钱财总有一种扩张感,而没有一种满足感。哪知私欲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到不了底,也永远填不满。认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亲属退休后都通过关系在兼职取薪,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家中有多处住房,不少党员领导干部的子女经商赚大钱,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亏了,因而自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或台前台后支持,或纵容亲属经商谋利。心理不平衡,必然造成行动失去平衡,滑向深渊。”恩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希宁在反思自己时说,“看到一些离退休干部生活不便,子女下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很不平衡。看着老干部的情况,想到自己也要退休,退休后的生活怎样?更加重了自己在任时多留一点什么的想法。”他还说,“有些企业界的老板是从政的失败者,有些更是近似文盲或学识水平、道德水准都很低的人。但是他们这些年采取种种措施成功了,从过去的穷光蛋,一下变成了让人羡慕的富翁。每当与他们交往时,心里总感不平衡,感觉到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于是他通过受贿、受礼、贪污、侵占他人财产等手段,违纪违法敛财达到700余万元。

(四)操守上从谨慎到放纵,丧失了清者自清的意愿。一个人丧失了清白的操守,各种丑态也就随之而来。第一,生活逐渐腐化。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 95%的人有“情妇”。许宗衡包养“神秘”女影星,陈绍基包养女主播,杜世成和陈同海共用一个情妇,一度成为网民议论的焦点。一些腐败分子,从处心积虑“发展”红颜知己到一掷千金包养情人,从接受“裸体”按摩到四处嫖娼寻欢,从遮人耳目、偷偷摸摸到公开炫耀、肆无忌惮,从谨慎到放纵,一步步把自己推向犯罪的深渊。第二,恶习开始萌生。由于与一些花钱如流水的老板们长期在一起时,有的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模仿、借鉴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兢兢业业工作,而是四处参与豪赌,不是牵挂基层百姓,而是留恋娱乐场所,恶习越来越多。第三,党纪尽抛脑后。汪定国反思时说,“自己从省政府到清江集团任职后,像是爆米花一样,从压力容器一下子到了自由空间,迅速膨胀起来;党纪国法在眼里象棉裤腰,越来越松,最后,什么党纪政纪、什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统统抛到脑后。”

(五)权力上从节制到失控,纵容默许递延和泛化。一些党员干部,认为权力是自己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因此,权为我所用,权为亲所用,权为情人所用,就在“情理”之中。他们将职务的公权力递延到亲属、亲信和特定关系人身上,由他们从事权钱交易,最终导致了权力的完全失控。原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反思材料中写道:“我很清楚,因为家属子女的‘掺和’,加上我的‘私情’,使很多事情越来越糟。我满足家属子女们的要求,并为他们的朋友提供帮助,其目的就是日后这些朋友会以更大的力气去帮助家属子女,提供‘实惠’。家属子女也摸透了我的脾气,不断用请、激、煽、骗等办法,让我出面为他们‘服务’。这两年我对家属子女过于放任,助长他们的优越感、特殊感,结果终成大患。”

三、深刻吸取跌入腐败深渊导致的惨痛教训

一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沦落为腐败分子,辉煌的经历各不相同,最终的结果大致相似。他们往往都是在取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后,又从高空垂直落下,为主流社会所抛弃。无论于公于私,在总结教训时,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惨痛的。

(一)痛悔反思时,“一生可悲”。在许多贪官的反思材料中,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他们贫苦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有为的中年,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最后为了多捞些钱财,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悲惨的晚年。交代问题时泪流满面,回首往事时痛心疾首,思念亲人时肝肠寸断,面对朋友时羞愧难当。有的“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汪定国的童年极其苦难,父母租种地主三亩地,穷得连一盒“洋火”都买不起,每天用一根木棍到别人家引火。有一年大年初一,不好向别人家借火生饭(怕对别人家不吉利),家里冷锅冷灶,全家没有吃上早饭。自己成家立业后在华工工作,120元工资养活6口人。为了增加收入,他和爱人利用休息日到小东门青砖宿舍旁的人防工程去锤石子、运砂、运石料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进入党政机关后,可以说是在每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出色的业绩,当选过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受到过中央领导充分肯定。然而这一切的努力、奋斗、荣耀、幸福,随着腐败问题的暴露嘎然而止,留给他的只有7万余字反思回忆录,还有漫漫的铁窗生涯。

(二)自我清算时,“一本烂账”。人的一生很短暂。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每一年、每一个阶段都愿意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腐败分子也有一本账。但这本账,清算起来千疮百孔、支离破碎:政治上身败名裂,作为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干部;经济上倾家荡产,无论贪多少、拿多少,全部上缴,好不容易挣来的不义之财,转眼成空;家庭方面,妻离子散,有些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麻城原市委书记邓新生在自我反思时说:“这些年来,我在麻城步步登高,一路畅通。找他人采取弄虚作假、伪造公文办法,让女儿上了大学,导致女儿因此涉案,我为此经常以泪洗面,终生愧对女儿。”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妻子,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她都代为笑纳,从不拒绝。妻儿成为腐败帮凶,最后老子、儿子坐牢,妻子上吊。前两年报道的某财政局副局长因腐败服刑入狱后,其妻精神变态,经常谩骂殴打女儿,女儿竟用鼠药毒死母亲和儿子,原本美满的家庭顷刻家破人亡。

(三)身陷囹圄后,“一声叹息”。腐败分子大多数都很有能力,一曲原本美好的喜剧,最后竟以悲剧收场。时间可以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人生不会再给他们重新来过的机会。在冰冷的铁窗后,和漫长的岁月里,每个人自己种的苦果,只有每个人自己去细细品尝。落马官员大都经历了“双规”阶段。在接到被“双规”的通知时,他们的梦魇也开始了。如一位曾被“双规”的司法官员所说,整个“双规”期间,自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上,那种无助的感觉是最可怕的。许多官员不超过3天,什么都招了。“双规”期间,被调查的官员不许与外界接触,无法了解哪些问题已东窗事发,哪些问题已铁板钉钉,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非常大。如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被“双规”后,情绪紧张,夜间心律最低每分钟31次。原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希宁,受贿600余万元,被判刑15年,目前在湖北省洪山监狱服刑。吴希宁在接受审查期间称自己有10大痛苦:一是将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痛苦,二是承担骗子名声的痛苦,三是不能工作的痛苦,四是远离家人的痛苦,五是远离朋友的痛苦,六是失去自由的痛苦,七是被人耻笑的痛苦,八是被人愚弄的痛苦,九是浪费国家钱财的痛苦,十是给党组织、给党政干部队伍抹黑带来的痛苦。他的忏悔反映了其真实内心世界,确实触及到了灵魂。他写道,“我太思念我的家人了,我过去在睡觉时最讨厌做梦,但现在睡觉时,我渴望有梦,因为只有在梦中我才能见到我敬爱的母亲,只有在梦中我才能见到我心爱的妻子,也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我最心爱的女儿!我痛恨自己,我为什么要犯严重的错误呢?为什么要犯罪呢?”

腐败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企图侥幸过关是徒劳的。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既是我们党纯洁自身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渴望清廉政治的意愿。每一名腐败分子被审查后濒于崩溃的自责和痛心疾首的反思,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都是非常深刻的警示!

四、清廉自守,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品性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虽然我们始终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经常教育和引导干部,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仍然面临着种种风险。因此,我们要时刻提醒教育系统每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身处重要岗位的领导人员,要时刻为单位计、为家人计、为自身计,在修养、处世和管理上严格自律,从“坚持、清醒、简单、内化”这4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一)坚持。人民论坛杂志调查6810人的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之所以成为高危职业,主要是因为不少人不能坚持抵挡腐败的持久侵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能坚持信仰。信仰危机是腐化蜕变的主因。没有信仰,心才缺少定力,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色动心。有的腐败分子直言,“在地球大爆炸前,社会主义不会实现,不如多弄点钱,留点出路”。

第二,不能坚守底线。党员干部抵制腐败的诱惑不是难在一时一事,而是难在一生一世。如果不能在清廉自守上持之以恒,终会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有的人为了拉党员干部下水以获得利益,挖空心思,穷其手段,像拉锯战一样用各种方式对干部反复腐蚀。如在腐蚀内容上,金钱不行就送字画,字画不行就送古董,古董不行送房产,房产不行送美色;在时机选择上,借元旦、春节之机以慰问的名义送;借婚嫁、乔迁、生日之机以祝贺的名义送;借生病住院、学习进修之机以探望的名义送;借出差、出国之机以赞助的名义送,直到送出去为止。一些党员干部犯了错误,在忏悔反省的时候,很多都说是由于不知法,不懂法,其实是没有克服利益引诱和欲望驱使,守住自己奉公守法的底线。

(二)清醒。我们常说“在人生关键时期要清醒”,就是因为在从政为官过程的关键时期,党员干部因为时移势易发生异化的概率增加。

第一,得到提拔后要清醒。得到提拔的人,应该更加谨小慎微,一如既往或更加谦虚地干事创业,避免他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绝不能春风得意、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妄自尊大,权力失控、为所欲为。2002—2007年,我市处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案件中,有78人在提拔后1年内就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占查处人数的44.6%。某区招办主任陈某也是在提拔后1年内就发生违纪违法行为。彭振坤从恩施州教委主任到湖北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短时间内自我“表率”后,便处处表现目空一切的行径。在该院基建管理及运作上,大部分工程项目不搞公开招标,一些项目无立项批复文件、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设计图未经设计审查,他都敢拍板指定某公司承建。在审计部门进行审计过程中,他处处设置障碍,对审计结果拒不执行。在组织对其进行信访调查期间,他一面上窜下跳,向全国人大、省委写信诬告组织,一面又与情妇在外开房,视党纪国法、组织告诫如无物。落马后,他交待在民院任职期间收受贿赂达200多万元。

第二,得不到提拔时要清醒。升迁去留成为人在职场必然要面对的情况。有的人得不到提拔,心态失衡,对党组织有抱怨,在权力上求补偿,往往上演一出最后的疯狂。文强落马时曾面对镜头痛哭,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在痛悔之余,在忏悔书中用大段篇幅指出,组织多年没提拔成为自己贪腐的理由。这个理由虽然很荒唐,却很现实,反映了很多腐败分子的心声,提醒我们党员干部在对待升迁去留时要注意自我警醒。

第三,有人抬轿时要清醒。一个人身居高位或身居要位,少不了有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他们对你恭恭敬敬,奉若神明,你说是灯便添油,你说是庙就叩头。吹捧之后便套近乎,套近乎之后便腐蚀,腐蚀之后便想方设法求你办事,尽办一些不合政策规定的事。所以,当你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当心,要警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四,家庭困难时要清醒。一些领导干部腐败蜕变,也有家庭困难这一潜在的诱因。老子、妻子、孩子、房子、车子,家人生病、子女留学、婚嫁买房,样样都要花钱。“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在外在压力、内在动力驱使下,内心煎熬、反复掂量,一念之差,就会“失足”、“落马”。海口市交通局原局长吴淑楷受贿100.9万元,在法庭上提出了辩解,称妻子当时得了癌症,花费巨大,自己收受贿赂是为给妻子治病,是“非常之事,非常之时,非常之机,非常之急”。家庭困难可能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但决不可能成为腐败免责的理由。

第五,阳光监督下要清醒。最近,网络上流传“不说胡话、不戴名表、不抽贵烟、不开名车、不要打伞、不看美女帅哥、不贴论文、不抓网民、不随便笑、不打自招”10条互联网时代公务员戒律。这虽然是网友的讽喻,但每条“戒律”背后都有鲜活的例子。在我看来,这10条戒律不是提醒我们要注意伪装、不当出头鸟,从而逃避公众的监督,而是要让我们明白,在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宽口径、大平台的监督路径之后,群众的监督热情和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我们更要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注意谨言慎行,恪守本分。

(三)简单。党员干部要清廉自守,特别需要简单生活,简单做人,简单交友,以简单的方式化解腐败侵蚀的风险。

第一,要生活简单,清心寡欲。清心寡欲,说的是“戒贪”。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青黄不接的初夏,一只老鼠掉进一个半满的米缸里。这飞来的口福,老鼠自然不会放过。先用舌头舔了几粒,几个时辰后,它感到口不干、舌不燥、头不疼,接下来就是一顿饱吃。吃饱了便睡,睡醒了再吃。丰衣足食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它发现米缸见了底,才意识到该另寻食物了。但是,它离缸口的高度,已经超过了自己跳起来的能力,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去了。

大家知道,一只嗜血的蚊子,在阴暗的环境下获得了进食的机会,只要你不触及到它,它就会把自己的肚皮喝得鼓胀,直到飞不动。这时,只要你用手指轻轻一弹,它就会毙命。一个人到了欲壑难填的地步,必然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去获取,从而危害自身。有的人并不缺钱花,但是,每天不弄个一两万,他心理总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贪婪就成了一种心理疾病。前些年,河北的一个招商办副主任,搞了两千多万,在北京租了一个房子,把两千多万的钞票摆在里面,隔三差五的去看一看,满足一下心理。他老母亲、姐姐都在石家庄农村,每次去看不但不给母亲一点孝敬,带点儿礼物,临走还把家里的鸡蛋、鸡拿走。一个人如果贪婪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就是无药可救,出事是迟早的事。饭吃一口,床睡一张,十百千亿,搞再多的钱,你花得了吗?出事前是银行折子上的一个数据;出事后是定罪量刑的一个依据。

生活简单,说的是“戒奢”。你说现在人吃饭,喝酒,那哪叫享受?那叫自残,酒灌下去,病生出来。三十年前有没有听过癌症?现在你身边没听到都奇怪,三十年前没有的病,现在一堆。有的人喜欢应酬,应酬多的人,叫“上顿陪,下顿又陪,终于陪出胃下垂。”吃到最后,身体都吃坏了。生活简单,还要推崇朴素自然,节俭健康。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会带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更会带来健康的人生,而大手大脚、大吃大喝往往是生活腐化的开始。陈同海在任中石化总经理、董事长时,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元,每月挥霍公款120多万余,象这样的生活方式,百分之百会使他走向腐败、堕落。

第二,要朋友简单,择善而交。朋友关系简单了,就不会有压力、有包袱,就会少烦恼、多宁静。很多人就是被一些“大款”朋友拉下水的。我们教育系统有些人,也是被所谓的朋友搞得鸡犬不宁。靠金钱和利益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不过是权钱交易的一个借口,你能让他挣钱的时候是朋友,挣不了钱的时候,你是路人,甚至是敌人。真正能坏你事的,往往是你身边的熟人和朋友。所以,交朋友要择善而交,择良而处。要多交品性纯良、行为端正的朋友,远离阿谀奉承、两面三刀的小人,时刻学会净化我们的朋友圈。

第三、要做人简单,表里如一。做人简单,就是要有平常心和感恩心。表里如一,就是要讲诚信,讲操守。没有平常心和感恩心,就会导致永不知足;丧失了诚信这条做人原则,就会产生双重人格。湖北省工商局原局长许业富就是永不知足和双重人格的代表,他一路提拔,一路“演戏”,一路腐败,5次升迁敛财千万判刑15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贫廉洁,他把收受的所有钱财都存在银行,既不敢对家人讲,也没有乱用。连自己在武汉和北京买房,宁肯找朋友借钱和银行贷款,也不拿出来支付房款。

(四)内化。我这里说的“内化”,是指党员干部要经常反省自己。许多腐败分子在被审查时才反省自己,不该忘记做人之本,不该漠视组织告诫,不该滥用权力公器,不该践踏法纪威严。可惜反省得不是时候。在身居高位、身处要地的时候,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经常自省、自警。

第一,要反省对不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和关心。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成长,尽管有的出身贫寒,有的历经磨难,但都在组织的培养下获得了政治生命,取得了事业辉煌。因此,要时常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组织,是否对得自己奋斗的历程。有的同志,老觉得自己了不起,本事很大,岗位尚小,能力很高,职务尚低,总认为组织亏欠自己,总感觉心里不平衡。个人再大的本事,离开了班子,离开了组织,你将一事无成。当你总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你也就再也起不了了。我们要始终强调:不是组织亏欠于我们,而是我们永远亏欠于组织。原恩施州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曾祥国被审查期间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地说后悔忘记了对党的承诺,后悔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安全,以致于陷入穷途末路。在移送司法时,他屡屡感谢党的恩情并提出了一个要求:上交500元作为党费按月扣缴,直到组织上开除自己为止。

第二,要反省对不对得起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权力都是群众赋予的,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常常想一想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其实权力是一柄“双刃剑”,“为民则利、为己则害”。个别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是凭自己的本事或者是凭“关系”获得的,进而将公共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势必导致严重后果而不可挽回。

第三,要反省对不对得起家人的期待与幸福。“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人出事,全家坐牢”。纵容亲友收受贿赂,找关系、走门路、批条子、拿佣金、吃回扣,其结果都是把自己送进监狱,使家庭走向瓦解。从家里高朋满座、门庭若市到亲友畏而远之、门可罗雀,从家人引以为豪、倍受尊重到路人侧目而视、满含同情,腐败对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巨大落差,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所以,同志们要增强家庭观念,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幸福。在谢亚龙上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之初的2005年,其在美国读军校的谢亚龙之子接受采访时最后说了一句:“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在庭上,谢亚龙说,选择当庭翻供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不能让他蒙受这种屈辱”。

同志们,今天,同大家交心谈心,仅供大家作审时度势的参考。希望能引起大家对教育反腐倡廉现状的思考。有些是直奔主题,有些是旁敲侧击。希望大家能够类比联想,对照检查,使大家背上出点汗,心里要发颤,使大家真正受到触动教育。在这里,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问题,我们都是被教育者。如果说有教育者的话,所有因贪腐落马的人,不管是我们熟悉的,还是我们不熟悉的,都是我们的教育者。

人有欲望是本能。能克制私欲是本事。能始终战胜贪欲,保持清正廉洁的纯洁品性,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