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化舞台中心

—— 一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武汉人民新的追求，也是武汉肩负的重大使命。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数年前，国家住建部编制中国城镇体系规划，国家中心城市概念首次写入官方正式文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结构多层、形态多元的城镇发展体系，国家中心城市位居顶端，承担国家级职能，具有国家意义。

让我们从城市开始，思考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意义。

城市史的追索，可以从人类的聚居开始。城市是人类集群居住的最高形式。进入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就突然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今天，城市逐渐成为人类生活、居住、交往乃至许多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主要空间，城市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以及保存和延续的主要形态。

城市是所有现代生产要素高度聚集的空间，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星罗棋布的城市依规模和功能而形成了城市体系，一些城市因规模巨大、功能强大而成为中心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远没有完成，目前城市格局显现一种新的变化。以国家中心城市为顶端的城镇体系，是把城市按照功能和作用的不同加以聚集或区分，这事实上在一定程度突破了行政框架，区别于那种按照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等行政级别序列构成的“行政城市”体系。

就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城市发展壮大的一个连带结果，就是会逐渐淡化行政属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资源的流动往往会跨区域进行，一座节点城市对各种资源的组织与控制、辐射与吸附，也往往会超越行政地理界限。一些时候，城市的行政地理边界，甚至会因为城市能级和影响半径的扩大而扩大。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功能实体，其综合服务功能，也往往跨域行政区划。这方面，武汉有明显的体现，比如说武汉周边许多城市的人们，会来武汉购物、旅游、就学、创业、生活，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概念的生成与演变，表明中国国土开发战略，日益凸显城市、城市群和经济区的作用，城市群或经济区的联动与合作，与省市行政区域并不完全重叠。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事实上也是以重要的城市或城市群作为支点，来撬动这些区域的发展。

城市已经成为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在更大视野中，城市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得以确立。城市已经站在了中国现代化舞台的中心，国家中心城市则是舞台上的闪亮主角。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使命在于推进湖北加速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并在中部崛起中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天元之城”须奋发

——二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武汉被形象地称为“天元之城”。从区位看，武汉居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位置，宛若围棋棋局中的“天元星”。

谋划一局棋，天元未必是布局的起点，但一定是整局棋的战略要点，平衡和左右着全局。现在，国家整体发展态势到了要求这颗“天元”发挥连接、平衡和支撑全局的重要战略功能的时候了。这是武汉发展的历史机遇，武汉必须顺势而为，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壮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承担重要功能，发挥重要作用。

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依然迷雾重重，中国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沿海城市经济面临降速转型的艰难时刻，这就要求武汉为代表的内陆城市适时冲上去，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快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经济增长点。武汉承东启西，必然也理应在区域增长格局调整中发挥重要的交通枢纽、带动、要素集聚、服务等功能。

从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长远转型看，建立一个完备而统一的内需市场体系，是有效应对周期性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须。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都需要一个大型内陆枢纽城市，发挥全国市场中心功能，比如芝加哥之于美国。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美誉，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近年来，铁水公空各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已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在内需市场体系中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功能。

从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国家发展目标看，中部地区强势崛起，成为新的增长极，是均衡全国发展的关键。区域发展需要引擎，需要龙头引领。武汉已被国家明确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有必要有能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使国家中心城市体系布局更加完善。

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武汉寄予重托，一批重要国家战略布局武汉，正是基于对武汉重要战略功能的深切期望。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湖北武汉加快构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给予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

深蒙时代和历史厚爱，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提高眼界，从更高层次上谋划武汉发展，以全国交通枢纽为依托，布局产业形态，继而成为全国生产中心、市场中心、服务中心、创新中心，把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让“天元之城”熠熠生辉。

武汉精神武汉人

——三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肖擎

我们强烈感受到当下武汉大地升腾起的一股精气神。

这是不甘落后的志气，是奋勇直追的勇气，是后来居上的豪气。浙江人有“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深圳有“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符号。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们带来蓬勃的创造力。

武汉的精气神从哪里来？首先是因为武汉的历史已迎来了新的大转折。躬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巨大机遇，展望复兴大武汉的光明前景，这个时候，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人心拧成了一股绳。

这股精气神还根植于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辉煌的城市发展史。“九省通衢”、“市邑雄富”、“四大名镇”之一，名号响当当。近代开埠以后，无论是张之洞推介的“湖北新政”，还是随后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无论新中国诞生，还是改革开放伟业，武汉都在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武汉历史上曾经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的一颗明星。浩荡奔腾的历史，大放光彩的城市，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注入特殊的气质禀赋。

这使得武汉人的眼界一直都很高。武汉人从来是不接受城市的次等位置的。“不服周”这个武汉方言，饱含张力，劲道十足，它远承楚人“一飞冲天”的豪气，近接汉口“直追沪上”的余响，体现了鲜明的武汉市民性格。

武汉市民内心有一份浓郁的情结。从“武汉在哪里”的困惑，到“再次被发现”的欣喜，从相对沉寂状态下的不满意，到武汉复兴曙光到来的热情升腾，武汉人不满足、不甘心、不泄气的心劲，始终伴随这座城市的发展步伐。

武汉正站在新的历史关口，尤其需要一代又一代武汉人积累传承的精神气质来引领和鼓舞。现在的武汉，多么需要充盈令人着迷的、可爱可敬的奋进精神，多么需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

去年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当选武汉城市精神表述语，它勾勒了长期浸润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表达出这座城市的人民特有的文化基因。这8个字，是广大市民认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追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心思变，人心思进，最难能可贵。人们把多少理想、激情融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就会拥有多强的气场和魅力。把武汉人的精气神释放出来，点点星火，交相辉映，武汉就会一天天灿烂起来。

一流标准，百年眼光

——四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武汉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城市格局世界少有。武汉正跨越发展，经济总量、城市建设都处在关键时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要瞄准世界一流标准，具备穿越百年的眼光。否则，既对不起自然赋予武汉的大气灵秀之美，也跟武汉的未来方位不相匹配。

当今世界的著名都市能百年乃至数百年始终引领风骚，无不得益于发展定位的高远眼光、城市建设的一流品质，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变革能力。武汉历史上也不乏谋划发展的大手笔。张之洞督鄂为武汉奠定百年的发展骨架，孙中山设想把武汉建成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大武汉美名由是而来。这些都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眼光器局。

今天，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用百年眼光谋划城市发展的当代实践。着眼百年，绝不是好高骛远。目标定位决定城市未来，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目标定位，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百年眼光，既是一种时空尺度，更是一种发展眼界和标准的要求，城市规划、空间布局以及工程建设等等，都应对标先进城市，向世界一流看齐。

百年眼光不是虚托之言。国际上有诸多广受称道的名城样本。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塔尖，本身要求具有比肩世界先进的追求。从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要求出发，谋划城市空间、产业、基础建设、重要建筑、人居环境等，首先是要努力做到重大功能性建设能发挥百年功用，而不致拆拆建建，兴废频频。百年眼光还意味着，城市规划布局和建设，要体现独特的城市美学，带给人审美愉悦，经得起反复审视。百年眼光还包括重大建设能承载城市文化和历史。武汉长江大桥、江汉关、武汉大学建筑组群、汉口沿江历史风貌区等建筑，近代武汉城市格局、工商业格局等奠基性巨制，都有着时光磨洗不去的光芒，堪称百年眼光的样本。我们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后人留下一批百年创造，作为当代武汉人“追求卓越”的见证。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城市的发展与传承是无限的。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看到百年之后的城市，今天建设与发展城市，是对城市历史和未来负责，对每个个人来说，投入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伟大事业，也是把个人融入到城市历史的方式。以世界一流标准，用百年眼光建设好发展好武汉，不论对城市还是个人，才能真正不留遗憾。

扩大内需是重大机遇

——五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林德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现实而重大的机遇是扩大内需战略。国家将扩大内需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意味着不再单纯依靠外向性发展。

有人对此信心不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暂时困难一过，外向性发展就会重新占据压倒优势。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刻含义，也就难以理解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武汉自身的追求，更是国家对武汉的期望和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积极服务于世界市场，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这是在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与国内市场饱和后扩张海外市场的路径有本质区别。任何大国都必须摆脱对外界的过度依赖，建设繁荣和高质量的内需市场才能持久稳定地拉动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紧迫性，但扩大内需的要求是根本性、方向性，而非权宜性的。

扩大内需是经济战略，更是一项社会战略、政治战略。十几亿人口、广袤国土的均衡发展问题，才能实现国民幸福，长治久安。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大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比如区域发展有失平衡、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国内市场不建设不繁荣，地方和阶层发展差距过大，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区域协调，是增进民生幸福、保证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国家“十二五”规划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作为独立章节阐述，足见其重要性、长期性。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潜力和源泉，建设统一的内需市场，需要在国家中心腹地有一个大型枢纽和节点城市，承担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实现国内市场要素最为经济便捷的集聚和流动。这就是武汉的机遇所在。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国家经济地理中心，武汉当仁不让，必须勇挑重担。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武汉顺应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跳出武汉、省域和区域看武汉，站在国家和全局高度谋划武汉发展、提升城市功能。从“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启动式发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国家的大势所趋，也是武汉重振历史雄风、实现加速发展的最大机遇。

机遇认识要再深化

——六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再深化对“两型社会”建设这一重大机遇的认识，再深化对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意义的认识。

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国家明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的条件下，作出的一个战略决定。

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成为新的国家发展主题词，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等命题合乎逻辑的推演，更是针对国家发展面临的现实作出的合乎实际面向未来的重大选择。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迅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也引起了人们对GDP的反思，使人们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

在国家选择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道路的总体背景下，才能充分认识国家要求武汉承担两型发展先行先试责任的意义。资源和环境瓶颈，在粗放型增长的模式下显得尤其突出，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加剧和资源消耗严重的状况，令人不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的选择。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试验，不是国家对武汉发展道路的特殊安排，而是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武汉城市圈先行先试。

在两型发展上先行先试，实际上就是把武汉推向了国家新型发展的前沿。率先走出一条两型发展的道路，既是武汉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武汉在国家两型发展时代站在前列的机遇。两型社会既是一种发展模式，也代表一种文明形态。实现绿色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命题。武汉在两型发展中如果能够确立领先地位，抓住文明转型先机，那就一定会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国家中心城市，乃至具有引领性的国际性城市。

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意义，也应纳入国家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一个总体背景下认识。这既是武汉城市圈两型发展最大的抓手，也是武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最大的创新源，是国家谋划中部崛起的一枚落子，更肩负强化国家竞争力、代表国家参与高技术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责任。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排头兵。

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和自主创新示范，既是相互关联，又是使命和机遇的叠加。两大国家部署，既体现着国家发展道路的设计，又为武汉在新的国家战略下进入发展前沿赋予责任、提供机遇。落实好两大国家部署，完满实现好国家意图，不仅将再造武汉的辉煌，而且能使武汉在全国发展中重具引领作用。

差距就是动力

——七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肖擎

把武汉放在国内外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比较，“差距”立现。

世界先进城市不用讲，就拿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五个国家中心城市来说，无论经济总量、城市的综合功能还是城市的影响力，都确实是武汉的标杆。

武汉与这些城市相比，总体上都有很大差距，但如果仔细对比分析，武汉与每个城市的差距又各有不同。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总量第二；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经济总量全国第一。这两座城市是特殊的，不仅代表了中国目前城市化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在世界城市体系里的代表。它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在国际竞争、要素集聚、辐射带动等方面的优势，不只是武汉，也是其他国家中心城市难以望及的。

天津、广州、重庆又不一样。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广州是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重庆是中西部的中心，它们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既因为自身实力突出，也因为它们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武汉和它们的差距，是经济总量上的暂时落后，但有望追赶，是部分城市功能的阶段性滞后，可以弥补。

怎样缩小差距？如何赶上标杆？必须有清醒认识。

差距再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徒自怨叹。武汉几乎不可能全面赶上北京、上海，但学习其先进经验，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把差距缩小，是可以期待的。对于天津、广州、重庆，则必须破除畏难情绪，勇于、善于破解难题，拉近武汉和它们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方面实现赶超。

早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让一些标杆性城市受益匪浅，也拉开了武汉和它们的差距。但伴随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的辐射力和拉动力，以及吸引力、凝聚力变得更为重要，这决定了武汉有条件、有信心追梦国家中心城市。

我们尤其需要研究武汉的城市特性，研究武汉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位置，落实国家对武汉的要求，通过承担起武汉作为创新中心、交通枢纽、产业带动和综合服务功能，实现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国家对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既是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特色之所在，也是武汉全方位跨越发展的基石。

寻找差距，让我们对武汉的发展保持清醒客观的评价；正视差距，让我们的工作实事求是、作风扎扎实实；缩小差距，让我们激流勇进，拥抱梦想。

先发与后发

——八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先发展与后发展，是讨论一个地方发展状态的常用标尺。

以“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为契机，武汉的发展步入快车道。跟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武汉总体上处于后发位置。但我们认为，这种总体上的后发状态，并不是绝对的。武汉在后发状态中，但并非没有先发因素。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就应该从武汉的先发因素来理解。

在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经济总量、社会成熟度等指标下，武汉与先发城市有一定差距。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种差距，尽可能迅速缩小这种差距，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率先实现转型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和创新实现城市崛起，这是武汉后发中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的先发因素。

相较于先发者来说，时间上的滞后给后发者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因素。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发展转型的条件不够充分、新型产业结构升级要素不全、引入新经济模式的吸引力不足、发展梯度滞后，在日益胶着的城际竞争背景下，后发制人，实现超越，难度可想而知。

但以现代经济发展战略眼光来看，更多时候，后发被视为一种优势。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有着动态的起伏波荡。从先发者的发展轨迹中，后发者可以对发展有着更充分的认识和预测。先发城市曾经遇到的问题，武汉可以从中获得经验；先发城市已经暴露的发展困扰，武汉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有所规避。

后发者往往是跟随者。跟随者有自己的压力，但也有自己的有利方面。领先者需要更多的开创性尝试，跟随者却可以因势利便，同时作好超越的准备。我们并不能甘于做跟随者，但处在跟随状态下应尽量做好“省力跑”。先做优秀跟随者，再做成功的领先者，这可以是一种发展的策略。

后发还意味着待开发、未开发，换言之，可开发资源的存量更充足。在城市空间、自然资源、市场要素、企业发育、社会发展等方面，后发都意味着发展潜力尚未释放，并可能比先发者得到更大效应的释放。

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宜时宜地的优势和局限。后发与先发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在后发中发现先发因素，利用后发优势，国家中心城市的蓝图会在不远的将来舒展。

天然优势非天然

——九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林德

居国土之中，宛若棋局之“天元”。论地利之势，武汉独一无二，长江穿城而过，汉江在此融会，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辐射四面，交通八方。在更加重视扩大内需的今天，武汉的区位优势再次凸显。

区位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优势之一，也是武汉发挥国家中心城市作用的重要依凭之一。这是天赋条件，我们自己不能暴殄天物，必须最大化地加以利用。

我们既要看到区位优势的不变性和非竞争性，还要看到区位优势的可变性和竞争性，不可高枕无忧。

城市的区位重要性因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人类建城史的绵延长河中，众多城市因为宗教、政权、战争、商贸的不同需求而繁荣衰败，交替更迭。商业文明时代方兴未艾，在市场要素配置中的枢纽地位是城市兴旺的重要决定条件，外向型经济中，要素主要在沿海沿边城市配置，内需型经济则将更加重视内陆腹地中心的配置功能。

交通发展会突破区位限制，使区位的决定性作用不再显著。交通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人类自身的解放，它节省了时间，征服了空间。当代世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技术、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使得物质和信息流动的地理距离越来越不成为障碍，城市到城市的直接通达可以迅速实现。这都在重塑和再造区位。

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只是区位的直接优势。资本的流向，技术的流向，不仅考虑地理分布、运输成本等问题，更会对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政治、管理、文化等综合权衡。在现代交通技术和高科技制胜的条件下，综合性考虑更是远远重于单项性考虑。地理条件再优越，如果政策僵硬、社会活力不足、管理混乱，资本一样会绕道而行，舍近求远。地理条件不可竞争，但制度、文化等软环境却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完全可能以此改变区位。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将区位优势作为综合性条件全盘加以谋划，让武汉成为地理条件最优越、交通最便捷、文化最包容、社会最有活力、创新最蓬勃、各类成本最低廉的内陆市场要素配置中心。

优势要做到最大化

——十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肖擎

讲武汉的优势，科教和水资源是不能忽视的两个方面。

武汉的科教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全国第三，普通高校数量、在校大学生人数，更是居全国城市之首；武汉淡水资源丰富，水域面积也是全国大城市第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40倍，全球人均水平10倍。这些都让武汉人引以为傲。

然而站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历史高度，这两个优势还需再认识。

武汉是公认的“大学之城”，科研院所林立。很多人来到武汉学习，在这里成长、锻炼，但留下来的有多少？武汉在科教方面的优势主要还是培养人才的优势，吸纳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的优势表现还不够。

武汉的水资源滋润了城市生态，涵养了城市文化，提升了城市品质。在全世界大城市中少有的水资源条件，是武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客观而言，水的资源意义在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没有被充分重视。

很多城市科教资源薄弱，想方设法引进人才，很多城市先天资源不足，要千方百计到外面找资源。武汉在科教、资源方面起点高、基础好、条件优越，应该让潜力充分释放，让优势最大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人才是武汉的竞争之本、活力之源。武汉不能满足于培养人才，做人才的输出地，应该成为一个大磁场，做人才特区、人才高地、人才乐土，让无限多的智慧、创造、创新在武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建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先成为人才强市。一些人对人才认识狭隘，有的难容人才个性，不能使人才获得良好环境；有的只从直接功用上看人才，只看人才能够直接带来多少利益，而不能看到人才系统是完整的生态，致使大量人才被忽视。

水资源是武汉的转型之需、发展之要。城市与水的关系，不仅是环境问题，也不只是自然景观问题，水资源应当放在提升武汉的城市功能、塑造城市特色、创造城市社会经济价值等方面来考量，应该作为武汉发展战略、城市功能提升、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来谋篇布局。

优势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是可以变化的；优势也并非恒定，它有提升扩大的空间。优势不是摆在那里，供人把玩欣赏，优势应当融入城市发展，成为发展的根基。盘活优势的存量，扩大优势的增量，只有把潜在的、显在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让优势最大化，才配得上武汉的追求和抱负。

创新要成为城市品格

——十一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敏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全面理解创新的含义。

提到创新，人们很容易想到科技创新，想到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历史上每一次突破性的科技革命，都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选择。国家在武汉设立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是希望武汉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列。

一个社会光有科技创新还不够，科技创新也不足以涵盖作为核心动力的创新的全部内容。就拿武汉建设两型社会来说，相比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更为重要。国家赋予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先行先试权，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武汉在破解结构性、深层次问题的体制机制方面先行先试。

理解创新，还需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创新本质上是智慧，把创新作为核心动力，就是以智慧来引领城市发展。科技创新固然是智慧的体现，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体制、生活方式等等，其实都需要体现智慧的力量，蕴含创新的因素。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时时都有创新的必要，事事都有创新的空间。

创新是活力的证明，创新二字总是给人美好的想象和体验。创意之思、创造之力、创新之美，都令人向往，令人陶醉。人们生活得自由舒展，自由自在的思考与创造，不感受到压抑和沉闷，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自然在城市中喷涌。某种程度上，创新体现在无数尝试之中，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一个创新的城市必然形成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创新重在“创”的行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要一切工作都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必须有开创性的努力，在实践中体现创新性。这就是说，把武汉建设成国家创新中心，不只是要促进科技创新，而是要让创新体现在城市功能建设、制度建设、环境建设等所有方面。

创新落脚在“新”，就是要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结前人未获之果。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要拿出新技术、新发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更要成为新的思想文化、新的社会风尚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发源地。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就包含了创新要求，创新不能仅仅做工具性、手段性的理解，对一个有高远追求的城市来说，创新应该凝练成为城市的精神与品格。

不能以“必经之地”自居

——十二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区位决定了“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优势。

2009年，武汉获批全国首个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全国铁水公空交通网络在此汇聚，武汉被寄予“祖国立交桥”的厚望。今年5月，温家宝总理来汉考察期间，更明确要求，加快形成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高速公路路网重要枢纽、重要的门户机场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

武汉在国家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已经确立。但定位还不等于现实的地位，而是武汉交通必须达到的目标、必须实现的任务。对照定位，武汉需要在很多方面有大的提升。

从铁路通达能力看，武汉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已经初具十字构架，但建成全国铁路路网中心，长期目标应达到“米”字构架水平，以直接通达国内主要经济区域。从航空能力看，通达世界著名城市、经济中枢的能力迫切需要提高，才能与国家中心城市、门户机场的定位相适应。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客流货流方面，实现诸种运输方式之间便捷的联合转换，对铁水公空交通体系、市内交通体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加快交通基础建设，要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没有完备的基础建设，交通枢纽无从谈起。但是，能否完满实现国家在交通功能上对武汉的期待，并非交通基础建设良好就可以注定。无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中部来看，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均面临一些挑战。许多城市都在大力改善交通基础，随着全国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完善，城市之间的点对点直接通达能力加强，城市间人流、物流直接运输将越来越可行，信息时代将使越来越多的商务由鼠标完成，武汉综合交通枢纽怎样应对这种局面，要及早研究。

武汉急需树立交通服务观念，以更新传统的码头文化。传统上的“必经之地”已经越来越少，当代经济对地理的依赖明显降低，没有什么地方真正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交通必须以最大的可能提供最便利的服务，而非坐等别人来到必经的码头。每个大城市建设其完备的交通体系是必然的，各城市间车站、机场、港口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武汉如果说因区位而存在一些交通优势，也很容易因交通服务的迟滞而失去。主动服务于旅客，主动服务于商业客户，让更多的旅客和客户经由武汉到达目的地，这才能显示国家层面的交通枢纽功能。

靠什么带动？带动什么？

——十三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具备产业带动功能，这也是国家对武汉的要求。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于认为武汉工业实力不错。这种看法其实高估了武汉工业实力，更没有看到其他城市在制造业上的激烈竞争和强势发展，结果我们虽然也形成了貌似合理并且看似先进的一、二、三产业比例，城市的比较实力却一度降低。事实已经教育我们，强力推进工业发展，对城市综合实力具有奠基性作用。

产业实力是否强大，关键要看城市支柱产业对自身和周边的带动能力强不强。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才是武汉这样一座大城市必须抢占的高点。这些产业处在价值链高端、技术的高端，产业集成度强，整合资源要素的能力强，能够形成很长的产业链。大工业要求大资本、大物流、大市场和强大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这就是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条件。

高端产业不能孤立发展，它需要形成产业集群，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体系。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要依靠一批龙头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产业带动能力不仅是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是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市的整体发展，以产业功能带动城市其他功能。很显然，产业发展意味着会有诸多企业主动布局武汉，进而吸引总部、研发中心等机构入驻，更重要的是会带来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类要素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的持续流入，将能够带动城市各项设施和功能的建设与升级，进而带来城市的大发展。

产业带动能力还要放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层面来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意味着武汉发挥产业带动能力，要作用于周边地区、全省乃至整个中部区域。通过在武汉城市圈内的产业协作，来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进而带动湖北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崛起。这是“龙头城市”、“支点中的支点”的内涵。武汉的部分产业还要负载国家层级产业布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功能，这是国家中心城市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实现这样的功能定位，主要取决于武汉自身的努力，武汉在国内竞争乃至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而非获得直接的资源调拨和政府扶持，对此，武汉要有充分的准备和信心。

关键功能与综合功能

——十四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林德

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认识，不应停留于“国家城市体系的顶点”。国家中心城市既是国家发展连接于世界的最重要节点，也是在一定区域内发挥国家层次功能的原点。把一座城市放到国际和国家城市体系之中，有助于认识其特性，也有助于认识其功能的有限性。

现代城市竞争和繁荣，已经告别了依靠单一功能独领风骚的时代。信息、文化、技术、人才、要素在充分流动整合，企业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和销售网络，居民对生活的需求日益多元，城市的功能竞争，将更加注意质量而非差异。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方面要求在国家层面具有功能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要求在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实现功能的综合性。

在国家层面，武汉以创新引领、交通枢纽、产业带动、综合服务四大功能为主要特征，这是武汉作为一座国家中心城市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之间功能上的差异。这四大功能发挥得好，武汉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贡献才达到要求。在国家层面、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层面，一座国家中心城市的有限性是明显的，在实现国家功能上突出重点也是必然的。

然而，任何一座国家中心城市，都必然身兼一定区域之内的中心城市的身份。这个区域，是国家中心城市直接发挥影响力的区域。国家中心城市在其直接影响的区域内，必须是一座综合服务功能强的城市，应能为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综合功能。对武汉来说，就是要在中部地区充分发挥作用，多方面服务于中部地区的崛起需要。我们的各项涉及区域发展重要方面的城市功能，都应该达到中部居首的水平。

温家宝总理视察湖北武汉时对武汉提出的功能要求，为我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指明了方向。但这不应理解为武汉在城市功能的全部含义。对武汉来说，在国家体系中发挥哪些功能，在区域发展中要实现哪些功能，在城市自身建设上需要哪些功能，需要分层次认识。国家层面的功能建设重在关键性，区域层面的功能建设需要综合性，武汉自身发展和市民需要满足上功能建设注重全面性、完备性，都是必需的。

认识四大功能间的关系

——十五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肖擎

创新引领、交通枢纽、产业带动、综合服务，四大功能对武汉发展举足轻重。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有必要加以认识。

创新是灵魂。今天，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创新都是最大的驱动力，引领发展的最强大力量。以武汉现在的城市定位和目标追求，创新的意义无疑更为重大而深刻。一方面，武汉与其他城市一样，需要依靠创新，引领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成国家创新中心，武汉还应当承担自主创新示范责任，引领创新型国家建设。

交通是基础。近现代武汉成就辉煌历史，特有的交通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功臣”。交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只是对于武汉自身而言，它同时指向武汉在国家交通体系中的地位，是武汉被倚为“国之重器”的标志性特征。在城市内部，交通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在城市与外部之间，交通完成各种要素的交换。站在国家角度，交通枢纽既是国内人流、物流组织的主节点，也是国际间人流、物流出入的主门户。履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的能力，对武汉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产业体现实力。城市实力的未来寄托于创新，现实的城市实力体现于产业。衡量任何一个地方的实力，首先在于经济总量。经济总量的主要支撑，在我们这个工业化持续推进的国家，首先在于产业。创新成果落脚于产业发展，轻视产业发展，创新就是无目的的行为。交通优势要转化为产业优势，否则就是优势的浪费。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用实力说话，产业首当其冲。

服务体现价值。我们不能把城市的服务功能仅仅理解为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一个人的价值，最终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而在于为他人做了多少。相似地，一座城市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它自身发展得怎样，而是在城市内部为市民提供了怎样的服务，在外部为周边、为区域、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提升综合服务功能，要成为武汉的品质，成为不变的价值追求。武汉的发展，对内能惠及市民，才有城市凝聚力；对外能惠及其他地方，才有城市影响力、软实力。

文化的价值需要全新认识

——十六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至今为止，我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还处在较为肤浅的状态。有人视文化为市民素质，有人视文化为历史传承，有人视文化为生活品质，有人视文化为精神境界，有人视文化为产业发展。这些都有道理，但城市文化的价值比所有这些的总和还要多。

今天，人们已不再把文化等同于各项文化事业，不再把文化局限于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人文历史特征。人们开始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开始讨论软实力问题，这已经超出了传统上对文化的认知。随着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提出，文化进而进入了城市硬实力的范畴。但即使是这样，文化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看到。

新经济越来越具有文化含义，未来的经济不单是更多地趋向于科技引领，而且更多地趋向于由文化赋予价值。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本技术保证的信息革命，不仅将信息生产和交流对发展的意义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创造了新的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世界著名的新经济企业，无不是以其创新性技术和创新性文化引领潮头，立于巅峰。

新经济还将文化直接变成了产品。游戏、电影、娱乐等消费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这些产品都是以文化为核心价值，每一个故事、场景、娱乐形式，都是文化变成产品的结果。这引起文化产品不仅形成了现实的市场，而且培养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传播了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而制造了市场的未来。

消费对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逐渐摆脱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后，消费本身也成为文化的消费。人们在购买著名商标，在追逐时尚潮流，人们为著名的商标和各种消费符号赋予文化含义，使贴上这些商标和符号的产品占据价值链高端。

一座城市拥有的新经济企业、符号品牌、时尚标签越多，一座城市在生活舒适性、精神趣味性方面获得的评价越高，就越是具有吸引力。这个时代，以及可见的未来，人们为展开自己的生活与事业而选择场所时，将越来越注重城市和社区的文化特性。交通跨越了地理距离，市场跨越了购买区域，教育提高了社会的普遍生活趣味，人们理所当然地选择那些更能优雅地生活的城市生活。

资本拥有者、高级管理人员、高等级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决定企业在何处创办，因为硬件条件越来越趋于均衡，城市的文化特质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将落子何处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并不认为城市发展自己的文化，出发点在于吸引资本，但是一座城市能否因文化美誉成为资本和要素聚集之所，就可能长久地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前景。近三十年间，世界一些城市地位在急剧变化，曾经作为繁荣的代称的城市有些在衰落，有些在复兴，一些新的城市在急速崛起，这后面的规律性现象就是，各种文化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会是坦途

——十七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敏

武汉，实现目标要有信心，对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要有充分的估计，并做好应对的准备。

面临的问题既有外部环境的制约性因素，也有武汉自身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交织；既有武汉的个性问题，也有城市在快速崛起中的共性问题。

外部环境来说，首先是武汉发展的国家环境已经改变。发展不可能再靠资源大规模投入来驱动，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走一条城市化工业化的新路，这固然是机遇，但挑战十分巨大。

与现有国家中心城市乃至国内先进城市相比，武汉有许多差距需要弥补。武汉既要通过城市建设来提升功能，又有大量的历史欠账需要弥补；既要追求发展规模的赶超，又要追求发展质量的优化；高端和先进产业要培育发展，传统支柱产业也要优化升级。在很多方面，武汉都面临着双重任务，哪一个都不轻松。

武汉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深重，因此而形成的各种观念、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不完全适应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与物质层面的改变相比，国家中心城市意识的真正确立可能更加艰难。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带来的人口、产业的大量集聚，还可能带来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交通连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跟上人口流入、城市扩张的速度，武汉人需要过江的特殊性可能更凸显交通问题。比如说大量人口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国内外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少在一两千万级别，个别达到近3000万人，城市如何为这么大数量的人口服务，如何协调这么多人集聚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需要预作考虑。再比如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可能给人带来诸多精神压力。

近半个世纪来，城市研究一直在反思超大规模城市带来的问题。例如，社区严重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人口高密度带来的冲突增加，大都会中集聚的各种特异行为，城市基本生活供给体系的压力，从汽车尾气、高楼风到光污染等环境困扰，超大型城市抵御从停电事故到各种攻击性行为的能力……

概言之，近半个世纪，大城市批判已是一门显学。看到这些，只是要提醒一下，我们需要预见并正视可能的问题，“大有大的麻烦”。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人们未见世界上哪座大城市主动寻求小型化，兴盛与衰退的解释模型仍然起作用，追求更大更繁荣仍然是所有城市的目标，衰退的城市仍是一片挽歌。武汉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只是需要做好面临各种问题的准备。

要有时间表

——十八谈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本报评论员 刘林德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不应该遥遥无期。

差距是全方位的、明显的。武汉在加速发展，别的城市也不会停滞不前。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有长期建设的准备和坚韧，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国家内需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是武汉加快发展、在国家战略中承担更大功能的重大历史机遇。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先进城市，这是一个痛苦而又必然的调整期，需要10到20年才能完成，如果我们不能在此期间迎头赶上，就很可能承受长期落后的局面。

“黄金十年”因此是一种客观判断，一种乐观预期，也是督促、鞭策和激励。客观上，有这样一个黄金机遇期；主观上，则必须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争分夺秒。城市发展历程中，10年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左顾右盼，拖拖拉拉，可能一事无成。

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应该是我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时间要求，在这样一个时间期限内，必须实现城市功能的全面提升，城市实力的大幅飞跃，城市面貌的根本改观，否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就成了纸上谈兵，失信于民。

将10年作为整体时间概念把握，远远不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千头万绪，一定要把10年看作一个又一个节点，排出时间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完成落实。在尊重实际、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每个项目、每个阶段都要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完不成就要问责，不允许出现一拖再拖的庸懒现象。

有时间表不只意味着要有充足的劲头，还意味着要有思路、有办法。有的地方和部门，说起来情绪饱满，论态度跃跃欲试，但一问怎么做就麻头，没有思路，没有办法，没有措施，没有抓手，抓耳挠腮干着急，浑身是劲使不出，工作很难突破。这就要进行调整，让那些有冲劲、有思路、有办法、有正气的人脱颖而出，担当重任。

矢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决心明确，目标明确，现在是考验城市的发展能力和执行力的时候，既要做好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又要时刻绷紧神经，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时期，一点一滴实现城市宏愿。